在组织法原理上，各机关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即使存在先决关系，后续机关也无权审查先行机关权限范围内的事项。

[156] BVerfG, Urteil v. 23.9.2015 – 2 BvE 6/11, Rn. 66-72, 80. [157] ebd., Rn. 83. [158] ebd., Rn. 95, 99, 118. [159] Fischer/Ladiges, Evakuierungseins?tze der Bundeswehr künftig ohne Parlamentsvorbehalt, NVwZ 2016, S. 32 (33); Klein, Rechtsfragen des Parlamentsvorbehalts für Eins?tze der Bundeswehr, in: Horn (Hrsg.), Festschrift für Walter Schmitt Glaeser, 2003, S. 245; Sigloch, Auslandseins?tze der Bundeswehr, 2006, S. 308. 宪法法院亦承认这是学界的主流观点，参见 BVerfG, Urteil v. 23.09.2015 – 2 BvE 6/11, Rn. 98. [160] Sauer, Anmerkung zu BVerfG Urteil v. 23.9.2015 – 2 BvE 6/11, JZ 2016, S. 46 (50). [161] BVerfG, Urteil v. 23.9.2015 – 2 BvE 6/11, Rn. 102, 104. [162] Sachs, Staatsorganisationsrecht: Streitkr?fteeinsatz unter Parlamentsvorbehalt, JuS 2016, S. 94 (96). [163] Fischer/Ladiges, Evakuierungseins?tze der Bundeswehr künftig ohne Parlamentsvorbehalt, NVwZ 2016, S. 32 (35). [164] Sauer, Anmerkung zu BverfG Urteil v. 23.9.2015 – 2 BvE 6/11, JZ 2016, S. 46 (50). [165] 所谓小质询（kleine Anfragen），是议会对行政权审查控制机制中的一种。[68]就这一问题，宪法法院第一庭延续该庭此前两份裁判的观点，[69]做出了如下表述：宪法要求国家的世界观—宗教中立性并不意味着一种政教严格分离意义上（对宗教）的疏远，而是一种开放且互相重叠、对所有信仰予以平等扶助的态度。

[188]对于上述基准的判断，要求政党必须已经表现出了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180] 1.基本法中的政党禁止程序 根据基本法第21条第1款，政党参与人民政治意志之形成。该院认为，参加本次游行的极右翼分子有可能使用暴力，并针对对立游行一方以及同样有可能使用暴力的左翼极端分子、警察和第三人实施犯罪行为，对上述人等的生命和人身安全造成威胁。[210] 联邦宪法法院已经于2015年10月驳回了职业群体工会提出的暂时命令申请。[87]换言之，教会有权对其雇员规定一定的义务，即便这些义务关涉雇员的私生活，这里尤其涉及宗教关于婚姻义务的准则。

尽管指出了集会自由的重要性，但宪法法院仍然判定，汉堡州在初始程序中尽到了保障集会之必要努力，其亦正确地基于警察紧急状态对该集会加以禁止。但这一提议遭到了左翼和偏自由立场的政党——社民党、德国共产党以及自由民主党——的反对。第72条第3款规定，对该款列举的五种竞合立法权事项，各州可制定与联邦不同之规定。

公民作为基本权利主体只需要可信地证明，基于其作为信徒的自我理解，佩戴头巾的行为具有宗教动机。[39]信仰自由构成了宗教自由的核心，其包含了信教或者不信教的自由。宪法法院支持了两位诉愿人。如果一个规范将此种在个案中进行的审查行为分配给立法者，就违反了基本法中的权力分立原则。

Andrea Edenharter在评论中指出，此次裁定延续并确认了联邦宪法法院迄今关于教会劳动关系中忠诚义务之司法审查性的裁判，在宪法上并无可指摘之处。在该案中，宪法法院判定，在判断何者为教会可信性所必需、何种行为属于对信仰和道德准则之严重违背时，宗教团体的自我决定权是唯一的判断标准。

[19]与此相对，在漫长的19世纪，德国国家法学只经历过微弱的制度竞争，因为当时的德国身处一个严重分裂的法秩序中，而法学则扮演了尚付阙如之统一的替代与未来统一建构的先行之角色。[29] 本文将选取宪法法院在2015年做出的8份具有重要意义的裁判进行评述，本部分首先介绍涉及基本权利的5份裁定，第三部分将介绍国家机构法领域的3份判决。在行动完成之后，已经不存在联邦议院表达决定性的同意意见、共同决定和负责的空间。首先需要讨论的是，如果某个宗教团体在一个州被授予了宗教公法团体地位，那么，该地位是自动在其他各州生效，抑或仍有必要逐州进行所谓的二次授予（Zweitverleihung）？此处涉及的是关于授予程序管辖权方面的联邦制争议，而非核心的基本权利问题。

最终，作为一种妥协方案，魏玛宪法中的教会条款被保留并被作为基本法的组成部分。关于军队的其他军事行动，基本法文本中并未规定。尤其是在涉及生存照顾的领域对罢工权进行规制的方案，并不构成一种同样有效的手段，因为其无法解决由多元团体协议引发的具体冲突。[187]而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存在的危害，则是指对基本法序言通过列举联邦各州所规定之领土的完整性的任何威胁。

从萨维尼时代开始，德国法学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法（Recht）是一门科学（Wissenschaft），而法学（Rechtswissenschaft）则能够发挥未来蓝图的作用。两位作者还指出，Di Fabio关于欧盟法相关规定的分析，在前提上就是存疑且错误的。

[175]Berthold Huber还指出了这一判决更为深远的政治意义，其认为，宪法法院此次对议会一般质询权的阐释，虽然并未明确提及，但至少也考量到了已经持续两年的、对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和德国联邦情报局（BND）相关行为的议会调查。[89]在此后的两个小组裁定中，[90]宪法法院延续了这一见解，认为只有在逾越由法秩序基本原则所划定的界限时，教会的自我决定权才应受到限制。

2003年，宪法法院判定，此次政党禁止程序因形式方面的瑕疵在前置程序阶段终止。根据基本法第140条结合魏玛宪法第137条第6款，凡成为公法团体的宗教团体，有权向其成员征收宗教税。在这一步，宪法法院纳入关于雇员利益的考量，对两相冲突的权益加以总体性的权衡。[148] 2.珀伽索斯行动案 2011年，在利比亚内战爆发前夕，鉴于当地的供给和安全形势不断恶化，同时陆路撤退方案具有较高风险，德国外交部与国防部于2月24日决定，由联邦国防军空军将德国公司员工从利比亚东部沙漠地带的一个油田基地撤出。[42]宪法法院指出，某个团体能否作为宗教受到基本法第4条第1、2款的保障，不仅取决于其自我理解，还要求该团体依据其精神内容和外在表征，确属宗教或宗教团体。[147]Anne Lenze也做出了类似的评价，其预计，此次判决将导致未来关于家庭政策的争论，从具体政策内容转移到立法权限上来。

[45]在宪法学上，从魏玛宪法第137条中推导出的国家中立性（Neutralit#228;t）与平等性（Parit#228;t）原则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事后，联邦议院联盟90/绿党党团（Fraktion Bündnis 90/ Die Grünen）向宪法法院提请机关审查程序，请求宪法法院确认，联邦政府负有义务，就撤退计划在事后取得联邦议院之同意。

仅仅希望制定一项全联邦统一的规定，抑或实现生活关系的普遍提升，均不能满足第72条第2款的要求。宪法法院在判决要旨中指出，凡欲成为公法团体之宗教团体，必须忠于法律（rechtstreu），即必须提供担保，其将遵守现行法律规定，尤其是将仅以符合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方式行使所受托之公权力。

1.法律框架 国家教会法（Staatskirchenrecht）是公法的一个传统领域，其以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制度性法律关系作为规范对象。[15]此外，欧盟还与土耳其签订了难民协议，使得难民数量进一步下降。

从基本法第6条第1款的保护面向中——国家对父母抚养教育子女予以支持资助——并不能推导出针对某种特定国家给付的请求权。（二）关于《统一团体协议法》的争议 [200] 2016年，宪法法院还将就关于统一团体协议的法律争议做出裁决。其被其他基督教教派和学者视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派别，有时甚至被归入邪教（Sekte）。[55] （3）对宪法法院裁判的归类 以下将要介绍的三个裁判，第二次头巾裁定主要涉及基本权利，可被归属于宗教宪法。

[49]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从魏玛宪法第137条第1、3款与基本法第3条第1款中推导出的国家对宗教团体的平等性诫命。[197]宪法法院于2016年3月1日至3日，举行了针对该案的前置程序言词辩论。

文章的重心是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实践，在第二、三部分，将分别介绍宪法法院2015年在基本权利和国家机构领域做出的重要裁判。如其只是不承认对这些受到保护的法益，对此加以拒绝或反对，尚不足以构成上述两项违宪行为。

这里还涉及政党禁止程序的另一个特殊之处，根据《宪法法院法》第15条第4款第1句，与大多数程序中宪法法院裁判仅需要参审法官过半数决定不同，政党禁止程序中对政党不利的决定，需由审判庭法定法官数的三分之二多数做出[40]进而，在形成与持有某种个人内在信念（forum internum）之外，基本法还保障对外的宗教表达自由，即依照自身的宗教和世界观信念来表达并据此行动（forum externum）。

首先，这将在一个在时间和地点上都与当下局势紧密相关的情形下，剥夺人民参加集会进而参与公共意见形成的可能性。就此可参见Holden, Jehovahs Witnesses. Portrait of a Contemporary Religious Movement, 2002; Krause/Müller (Hrsg.), Theologische Realenzyklop?die, Band 31, 2000. [105] 德国法上的公法团体（K?rperschaft des ?ffentlichen Rechts）一般分为区域团体（Gebietsk?rperschaften）和属人团体（Personalk?rperschaften）两类，前者包括联邦、州、乡镇等，后者类型较多，例如公立大学、律师协会等。至于法学界与法院的法教义学对话，在德国之外，尤其是在欧盟层面，也无法重现。宪法法院认为，授予程序实际上是对基于基本法第4条第1、2款，第140条结合魏玛宪法第137条第5款第2句的请求权条件是否成就的审查。

[57]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宗教自由的宪法争议。法官们最后还指出，再次启动针对国家民主党之禁止程序的前提是取消在该党领导层面大规模的国家监控。

在宪法法院看来，是否禁止在授课期间穿戴具有宗教动机的服饰，必须由民主立法者决定。据此，联邦政府就只对议员关于支援决定（是否应相关州的请求派遣联邦警察支援）和支援行动相关情形的质询问题，负有回应义务。

针对这些行动，尤其是联邦警察参与这些行动在权限上的合法性问题，以左党党团为主的联邦议院多名议员向联邦政府提出了近100个小质询问题。由合议庭审理的有17件，其中拒绝受理1件，驳回3件，支持13件。